曾替毛主席管理日常生活琐事12年的吴连登,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坦言。 这不禁令人好奇,他说这句话有何深意? 建国之初,毛主席每月工资有610块。 但素来强调“不脱离群众、不搞特殊”的主席,却在后来多次提出降薪。 先是1958年。 当时国家由于自然灾害,面临经济困难窘境。 为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,毛主席主动找到老战友们,提出: 此时,降薪后的毛主席,每月工资加上各类津贴有500多块钱。 但毛主席后来又和朱老总、周总理等领导人一块多次提出降薪。 直到最后降到404.8元,才稳定下来。 直到毛主席逝世,他后十几年的月工资,一直只有404.8元。 或许在当时,这笔钱算是高薪,能抵得上十几个普通工人的工资。 但如果知道,主席这笔工资会花在哪些地方,你就会明白,这根本不是我们定义的“工资”。 彼时,主席会放心将工资交给吴连登,用来供一家子的开销。 这也是为什么,他说主席的这个家好管。 因为主席从不过问每一分钱是怎么花的。 在他记录中,毛主席的具体开销主要是以下几点。 首先便是雷打不动的、每月10元的党费。 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,这笔费用毛主席是一定要坚持缴纳的。 其次则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开支大头——租费。 众所周知,主席在建国后,并没有购置自己的私产。 他所住的是国家安排在丰泽园的四合院。 本来这是国家给领导人的优待,但主席却坚持一定要自己掏钱付房租。 更令人意外的是,毛主席当时不仅要缴纳房租,还要缴纳租费。 因为房间内所有家具都是租来的。 一个月下来,主席每月缴纳的各种租费和水电费合计84元。 此外,到了天气转冷时,毛主席还需要每月缴纳30多元的取暖费。 因此,在日常的固定开销上,他就要负担120多元。 而主席开销的另一个大头,则是日常的交际费用。 这就要提到吴连登说的“不好管”。 原来,毛主席坚决不花公家的钱,导致时常有入不敷出的情况。 大家都知道,主席历来奉行“广交朋友”的政策,提出统一战线“把朋友搞多多”。 因此,他有许多社会各界的朋友。 尤其是以黄炎培、章士钊和柳亚子等为代表的的民主人士。 原本招待这些客人,是为了国家的公务所需,应该由公费报销开支。 但毛主席坚决不同意。 他说,招待这些老朋友是自己的私事,理应由自己掏腰包。 于是,这一项就让毛主席每月多开销一百多块。 不仅如此,每每有老家乡亲,或是其他遭遇困难的故旧老友,来京寻求帮助。 乐善好施的毛主席,也总是拿钱接济他们。 连来京的路费、食费都要给他们报销。 有了这些开销,毛主席真正每月花在自己身上的钱,就只剩下了伙食费、烟费和茶钱。 实际上,主席晚年的饮食十分节俭,每顿最多四菜一汤。 其中除了一条鱼是必须的,其他多为素菜。 只有少许时节,会额外多一个荤菜。 因此,伙食方面的开销,相比烟费和茶钱,并不多。 这两样东西与毛主席的工作习惯有关。 由于常年熬夜看书、写文章和批阅文件,再加上革命年代养成的习惯; 主席很需要这两样东西来提神。 据吴连登的回忆,主席每天都要抽掉数盒烟,一个月下来烟费的开销在一百块左右。 同时,毛主席还喜欢喝茶。 由于经常要招待朋友和工作人员,历来节俭的他,也不好用太便宜的茶。 因此,一个月下来,毛主席的茶钱,也有几十块。 一笔细账算下来,主席的月工资常常会有入不敷出的情况。 这个时候,就需要从主席稿费中填补亏空了。 毛主席的稿费数额巨大,且情况特殊。 因此,这笔钱并不归吴连登打理。 而是由其他人专门负责管理。 主席当时的稿费,是中特办会计室负责的。 从1952年开始,一直由一位叫郑长秋的老同志管理。 而负责保存各项票据开支的出纳,则是老红军钟子山。 主席的稿费非常多,这也不奇怪。 从革命年代开始,他就喜欢作诗写书。 建国后,毛主席还有著作如《毛选》。 这基本是他亲自编写撰稿的。 每每出版前,其还要亲自进行修改和校对。 因此,出版方每次都会按照国家的出版规定,来付给毛主席稿费。 更令人敬佩的是,主席著作,不仅在国内十分畅销,在国外也非常受欢迎。 从西欧、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,到拉美、非洲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,毛主席的“红宝书”一直是各国革新人士的必备宝典。 这些国家也经常通过国际渠道,向中国汇来稿费。 不过有时候,毛主席会多次将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较为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,寄来的稿费退回。 多年积累之下,到主席逝世那年(1976年),郑长秋给汪东兴递交的报告中,毛主席的稿费足有124万元之多。 到郑长秋退休的1983年,由于存款利率上调等因素,主席稿费专款已达157万元。 这笔稿费虽金额巨大,但毛主席却并不打算全部充作私用。 他想用这笔钱,来持续支持著作的出版发行费用。 因此,这笔钱的管理十分严格。 吴连登在晚年回忆,每当毛主席的工资开始连续入不敷出时,他就会给毛主席写一个条子。 上面写着:“主席,现在需要从您的稿费中提取多少多少钱,来作为家庭日常开销的补贴,请予批示。” 毛主席则会在看到后批阅:“同意。毛泽东!” 如此,吴连登才能找郑长秋提到钱。 如果不按照这个程序,一分钱都别想提出来。 1972年,有一次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,来到中特办会计室找郑长秋,表示毛主席急需8000元。 郑长秋见张玉凤要得急,以为是主席遇到了急事。 于是,他便破例带着张玉凤去西单的一家工商银行取钱。 可当说明来意后,银行的负责领导,却没有立即给他们取钱。 而是让他们在会客室稍等。 自己则打电话到中央政治部核实情况,结果收到了“不知情”的回复。 发觉情况有异的银行领导,又去电汪东兴的办公室。 最终在多方查证下才搞清楚,事情的原委:原来这笔钱不是毛主席要的,而是江青私下要的。 自然,没有毛主席的亲笔批阅,银行并没有将这笔钱交给张玉凤。 此事也足见毛主席对于这笔巨款私用管理之严苛。 除了偶尔支取少数金额补贴家用亏空,毛主席很少使用这笔款子为私人所用。 只有两次例外。 一次是在毛主席得知章士钊等民主人士,晚年因为贫困而生活困难。 彼时,主席特别指示郑长秋,今后每月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块资助章士钊,直到他去世为止。 毛主席如此厚待章士钊,一方面是因为二人深厚的革命友谊。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偿还当年借款的人情。 原来,在我党成立之前,主席曾在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下,前往上海找到了当时在民国各界都颇具威望的章士钊,希望他能出资资助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。 章士钊素来欣赏青年毛泽东,因此爽快地给他筹集了2万块现大洋的经费。 临走前,主席向章士钊承诺,将来革命成功后一定还上这笔借款。 另一次则是在1972年。 毛主席给生活困难的李敏、李讷各批了8000元充作生活费。 除此之外,毛主席再无拿这笔钱私用。 且在他逝世后,所有款项都上交给了国家,没有留给后人。 前文提到,主席在餐食上十分节俭。 其实,这是他贯彻一生的宗旨。 据吴连登的回忆,主席一直穿着的那件白色睡袍,至少打了几十个补丁。 即便如此,每次有破损,他都一直坚持让工作人员缝缝补补舍不得扔。 主席一直盖的那条毛巾被,由于常年使用,已经破旧到脚趾可以轻易从里面伸出来。 但当工作人员多次劝说毛主席换一床新被子的时候,他却首先询问道:“我们还有没有布票?可以自己买点布做一床。” 1969年,毛主席前往东湖附近的梅岭工作。 吴连登将他一直穿着的拖鞋,拿到主楼的门口晾晒。 未曾想,楼栋的服务员,路过发现这双拖鞋实在太过破旧,以为是谁不要了丢在这里的,便打算拿去扔掉。 幸好吴连登正好路过看到了,赶忙阻止:“别扔,别扔!这是毛主席的鞋子,只是拿出来晾晒一下。” 服务员听到这有些愣住了。 她又低头看了看这双破旧不堪的拖鞋,半晌才喃喃地表示,想要借毛主席的这双拖鞋给其他同志们看一看,让他们也受受教育。 毛主席的简朴,不仅体现在个人的生活作风上,还表现在对特权和公家财产的慎用之上。 建国后,出于对主席身体的考虑,周总理和其他老战友们都坚持要给他的日常饮食开一个“小灶”。 毛主席虽然多番拒绝,但终究呕不过老战友们的好意,于是便接受了。 一开始,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也跟着到小灶吃饭。 毛主席知道后,立马把她们叫到跟前,严厉批评道:“这个小灶是党和人民安排给我个人的,你们都无权享受。” 就这样,李敏和李讷又开始如以前一样,去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。 这其实不是毛主席第一次教育子女和家人不要有特权主义思想。 1946年,毛岸英刚从苏联回国。 由于他是毛主席的长子,因而受到其他同志的优待。 日常吃饭也是跟着干部们吃“中灶”。 但那时的延安,由于物资紧缺,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 因此,党中央特别规定:除了技术型干部和科级以上的老同志可以吃中灶以外,其他人一律吃大灶。 后来,知道情况的毛主席毫不留情地批评毛岸英:“你有什么资格跟着这些老同志、老干部吃中灶?以后都去和警卫排的战士们吃大灶!” 只不过,毛主席虽对家人很严格,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很宽待。 1956年,毛主席身边一位叫田云毓的小战士,因为月工资低而发牢骚。 他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警卫员,待遇应该比常人高才对。 毛主席知道后,并没有像批评子女那样严厉地训斥他。 而是耐心地给他讲道理,“不要觉得在我毛泽东身边工作,就可以搞特权。” 毛主席的态度,让田云毓既惭愧又感激。 t从心底里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,从此再也不抱怨,也不怀有特权思想。 后来,田云毓的父亲因病急需大笔医疗费。 毛主席知晓后,第一时间拿出200块接济给田云毓。 尽管田云毓一开始不肯接受。 但在主席坚持和劝说下,他最终含泪收下了这份好意。 对于身边人,毛主席总是这样“亲者严,疏者宽”。 对于下属,他永远怀着一颗慈爱之心。 即便面对犯了错误的下属,也是以“惩前毖后”的态度教导他们。 毛主席在建国后,虽然享有顶薪且拥有巨额稿费。 但主席仍然保持了革命时代的质朴作风。 他这种艰苦奋斗、宽厚待人的做法,时至今日依然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榜样和楷模! 毛主席的思想和故事,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! 参考资料 《毛泽东年谱》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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